被网友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女酋长”的鄂温克族老人玛丽亚·索，于年8月20日2点27分仙逝，享年岁。
玛丽亚·索是著名女作家迟子建荣获茅盾文学奖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女主角的原型。额尔古纳河是黑龙江正源，中俄界河，河右岸居住着一支数百年前自贝加尔湖畔迁徙而至，与驯鹿相依为命的鄂温克人。
“鄂温克”的意思是“住在大山林中的人们”。鄂温克族是东北亚地区的一个跨境民族，他们开枝散叶，形成了“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格局。如今鄂温克族是我国唯一饲养驯鹿的民族，被称为“中国最后的狩猎部落”；他们有自己的语言，没有文字，人口有3万多。
玛丽亚·索带领的敖鲁古雅使鹿部落，是一个只有多人的微型族群。他们善良淳朴，热爱林海雪原，安居于大兴安岭的大自然深处，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
使鹿部落对大自然有着最纯粹的热爱。正如玛丽亚·索所说的，“我们跟大自然非常亲近，过着自己的生活，我们并不需要太多的钱，大自然里什么都有。”“鹿角的森林”，正是大自然最美的产物。孩子们趴在草地上，满地都是野生的蓝莓，随手一摘就塞进口中。玛丽亚·索习惯了与森林为伴，与驯鹿为伴，很少在山下生活。
玛丽亚·索生于年。她是鄂温克驯鹿人的精神支柱，是“驯鹿文化”和“狩猎文化”的象征。她是内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曾被评为内蒙古第三届“感动草原十杰母亲”。而今称玛丽亚·索是“鄂温克族最后一位女酋长”，这当然是民间的说法，因为氏族“酋长”制早已被废除，现在叫“女酋长”可谓是一种尊称。
玛丽亚·索勤劳能干，多才多艺，兽皮和桦树皮经她编制后，就能成为美丽的实用品和艺术品。“老人总有讲不完的民间故事，美妙的歌声时常在林间回荡，口弦琴的节奏在她的唇间传递着鄂温克民族悠长的历史。百年间，玛丽亚·索成为生活在敖鲁古雅的鄂温克族发展的一个缩影。”
鄂温克的文化，是勤劳聪慧的鄂温克人在漫长历史中创造的，其最重要的就是“驯鹿文化”与“狩猎文化”。
“驯鹿文化”是鄂温克文化的精*。“鄂温克驯鹿习俗”，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玛丽亚·索说：“驯鹿就像我的孩子一样，我非常爱它们。”驯鹿性情温顺，以森林里野生的苔藓、石蕊、蘑菇和嫩枝条为食，善于在沼泽、森林、深雪中行走。驯鹿被誉为“林海之舟”，像马可骑人，像骆驼可载物，是鄂温克猎民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珍稀的驯鹿，早就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截至年，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共有鄂温克族人，其中使鹿部落人，饲养驯鹿1余头。过去是驯鹿很珍稀，现在是人比鹿还少，同样很珍稀。在该乡有驯鹿文化博物馆，成为人们了解使鹿鄂温克人的一扇窗口。
在《敖鲁古雅风情》（刘云山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年5月第2版）一书中，写到“有名的养鹿能手”玛丽亚·索：“她带领着七名妇女饲养七百只驯鹿，每年都获得好收成。她有一手拿手的技术，哪只驯鹿病了，她从山里采来一些野草，一治就能治好。去年一只就要生羔的母鹿突然生了病，躺在地上打滚，玛丽亚索一看，发现是鹿羔死在肚里，她用桦树杆削了一把尖尖的木刀，把死鹿羔取了出来，母鹿得救了。大伙高兴得围着得救的母鹿跳起‘欢乐之神’舞……”
树林里驯鹿集中在一起，头上的鹿茸，就形成一堆美丽的“珊瑚礁”——这是顾德清在《猎民生活日记》一书中令人难忘的一句话。作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寻访兴大安岭森林中的鄂伦春族和鄂温克族猎民，见证了“狩猎文化”与“驯鹿文化”。
顾德清的儿子顾桃，是著名纪录片导演、摄影师，长期追踪记录鄂温克族的故事，拍摄了著名的“鄂温克三部曲”——《敖鲁古雅·敖鲁古雅……》《雨果的假期》《犴达罕》，多次获奖。他最熟悉在镜头下的玛丽亚·索：“她不爱说话，但是猎民点的所有人都得听她的，包括去哪找路，往哪搬家，哪里有驯鹿喜欢的最新鲜的苔藓；哪里有水，哪里是相对安全的地方，都是老太太‘酋长’来定这些事。因为她在森林里90多年了，这是接近一个世纪啊。玛丽亚·索一辈子都生活在森林里，她就是森林的样子……”
人和文化，都是环境的产物。鄂温克人爱太阳，爱月亮，爱星星。有一次，在猎民点，玛丽亚·索老人说了一句：“月亮戴头巾了，最冷的时候到了，你们赶快出去多找点死掉的树来取暖。”顾桃感慨：“她说的‘月亮戴头巾’，指的就是月亮周围有一圈光晕，她就形容是一个头巾，一种很诗意的表达。”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虽然鹿铃声听起来越来越清脆了。我抬头看了看月亮，觉得它就像朝我们跑过来的白色驯鹿；而我再看那只离我们越来越近的驯鹿时，觉得它就是掉在地上的那半轮淡白的月亮，我落泪了，因为我已经分不清天上人间了。”这是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结尾的文字。迟子建用第一人称，以诗意的笔调，为鄂温克族写了一部诗史。
保护自然和保护文化，有时候是一对矛盾。迟子建在《额尔古纳河右岸》跋文中，有一番深切的剖析：“始于六十年代的大规模开发开始后，大批的林业工人进驻山林，运材路一条连着一条出现，铁路也修起来了……伐木声取代了鸟鸣，炊烟取代了云朵。其实开发是没有过错的，上帝把人抛在凡尘，不就是让他们从大自然中寻求生存的答案吗？问题是，上帝让我们寻求的是和谐生存，而不是攫取式的破坏性的生存。”
事实上对森林的大规模的砍伐，才使野生动物大量减少，这远比猎人打倒的多。
“稀疏的林木和锐减的动物，终于使我们觉醒了：我们对大自然索取得太多了！受害最大的，是生活在山林中的游猎民族。具体点说，就是那支被我们称为最后一个游猎民族的、以放养驯鹿为生的敖鲁古雅的鄂温克人。”迟子建写道，“有关敖鲁古雅的鄂温克人下山定居的事情，我们从前两年的报道中已经知道得太多了。当很多人蜂拥到内蒙古的根河市，想见证人类文明进程中这个伟大时刻的时候，我的心中却弥漫着一股挥之不去的忧郁和苍凉感……”
下山定居，人方便了，鹿不方便了。替别人做选择，可能是一种错误。“山养鹿，鹿养我，我不下山。”玛丽亚·索只在需要出席重要场合时，才会到敖鲁古雅的定居点小住几日，其余时间多在山上，与驯鹿为伴。驯鹿习惯于林中自由自在的生活，玛丽亚·索离开山林也难以适应。山林就是最大的家。她的一生其实都已融入山林：“我不愿意睡在没有星星的屋子里，我这辈子是伴着星星度过黑夜的。”
当地禁止狩猎，“狩猎文化”淡出了现实，隐入了历史。玛丽亚·索不会说汉语，作家乌热尔图记录了她的口述回忆《我的驯鹿，我的梦想》，汉语译本收录在顾桃的《敖鲁古雅·敖鲁古雅》（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年7月第1版）一书中。玛丽亚·索心心念念的，就是驯鹿与狩猎。
其中讲到，年轻时她跑得可快了，“抓小鹿的时候，我跑得飞快，连男人都佩服”；讲到“人会懒得干活，驯鹿就不会懒”，“我们就是这样打猎，放驯鹿，过了一年又一年。过去，打猎、放驯鹿的地方挺大的，方圆上千里……”也讲到搬迁心里的难受，“现在又从敖鲁古雅搬到了根河定居点。这几次都不是鄂温克族人自己想要搬的。要说那几个地方，还是敖鲁古雅好。最重要的是，驯鹿没有吃的东西……现在最紧要的，就是给驯鹿划出个地方来……”
玛丽亚·索最后这样倾诉：“一想到鄂温克人没有猎枪，没有放驯鹿的地方，我就想哭，做梦都在哭！”这句话成了传播广泛的名言。
对独具魅力的“驯鹿文化”与“狩猎文化”的保护，就是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
文化是民族的根脉。鄂温克这个民族的人数很少，但是艺术家的比例很大，有很多诗人、画家、作家、歌手……这是特有的民族气质孕育出来的。鄂温克族有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国家级的除了鄂温克驯鹿习俗，还有鄂温克族桦树皮制作技艺、鄂温克族叙事民歌、鄂温克族民间故事等。
鄂温克族著名作家乌热尔图，在上世纪80年代初写出一系列反映鄂温克猎民生活的短篇小说：年《森林里的歌声》发表于《人民文学》杂志，反响强烈；之后《一个猎人的恳求》《七叉犄角的公鹿》《琥珀色的篝火》连续获得年、年、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都是感人至深的作品。
鄂温克族著名歌唱家乌日娜，是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声乐学教授，歌曲《吉祥三宝》演唱者之一，著有《鄂温克音乐文化》一书。玛丽亚·索曾把一百多首民歌传给了乌日娜。年，由乌日娜担任总导演的鄂温克大型歌舞剧《敖鲁古雅》，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之后她还走出了国门，把鄂温克音乐文化带向世界。
7年前，乌日娜和94岁的玛丽亚·索，都应邀参加了北京卫视《传承者》节目。玛丽亚·索还带着一头自己饲养的驯鹿而来，她用鄂温克方言演唱了民歌《古佳耶》，声音之美好，震撼人心。唱完后，玛丽亚·索露出了害羞的笑容。
笑容，是“心里乐了，就从脸上溢出”；歌声，是“心里满了，就从口中溢出”。
顾桃导演说得好：这个世界最伟大的民族特质，都在使鹿部落人身上得以体现——坚韧，悲悯，宽宏，聪慧……岁辞世、已活成文化的玛丽亚·索，正是这些优秀特质的集中体现者。
民族的，亦是世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