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大约在公元2、3世纪之交，拓跋人出现，在《魏书》称之为匈奴故地，亦即阴山一带的漠南草原地区。汉人的文献中自此开始有关于这支部落的记载，他们本身的记忆也逐渐摆脱神话传说的色彩，换言之，我们似乎可将之视为拓跋人跨入历史时期的开始。
拓跋人到底在呼伦贝尔草原逗留了多久，我们已不得而知。至于他们离开的原因，倒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从他们对呼伦贝尔地理环境的抱怨看来，当时此地的沼泽似乎还是太多，这对他们发展游牧事业显然是不利的。从拓跋人以后的历史发展来看，这次的迁徙无疑是他们命运的一个转折点，因此，相关的记忆也较多一些。
拓跋人详细的迁徙路线已无从查考，不过，照《魏书》所说的山谷高深，九难八阻这句话看来，他们当年大概是沿着大兴安岭西部边缘南下的。传说中还提到他们的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的一种动物曾经现身，引导他们走出山区。照《魏书》描述的情状看来，这个神兽极有可能是头鹿，因为一直到今天，居住在森林中的鄂温克人仍然以驯鹿为其主要的交通运输工具。
传说中除了简单的迁徙事迹外，还提到在迁徙之前氏族长拓跋邻七分国人、重编氏族组织的经过。拓跋人进入草原后，逐渐与其他的草原民族相互融合，这种融合的趋势一直到拓跋人建立国家时，都还在持续进行中，对于草原游牧民族而言，这应该也是个常见的现象。
迁到漠南草原的拓跋人，比起初离森林时期，人口虽然已有增加，但较之游牧于漠南草原的其他部落而言，却仍显得相当微弱，这就是他们初到漠南时尚须依附于没鹿回部——即后来的纥豆陵部，孝文帝时改姓窦氏的原因。
始祖神元皇帝讳力微立。元年，岁在庚子。先是，西部内侵，国民离散，依于没鹿回部大人窦宾。久之始祖请率所部北居长川，宾乃敬从。积十数岁，德化大洽，诸旧部民，咸来归附。二十九年，宾临终，戒其二子，使谨奉始祖。其子不从，乃阴谋为逆。始祖召杀之，尽并其众，诸部大人，悉皆款服，控弦上马二十余万。夏四月祭天，诸部君长皆来助祭，唯白部大人观望不至，征而戮之，远近肃然，莫不震慑。
这段简短的记载，叙述了拓跋人在部落长力微的领导下，逐渐挣脱附庸的身份，并在数十年后建立起一个强大的联盟，成为漠南一带游牧部落共主的经过。资料的来源想必就是《魏书·乐志》里所说的《真人代歌》，可惜的是，这部作品最终并没能留传到后世，否则我们今天也许就多了一部可与《蒙古秘史》相媲美的英雄史诗。
缺乏了这批资料的辅助，对于从拓跋力微到拓跋珪建国的这一段历史，我们所能依赖的就只剩下《魏书》。只是《魏书》偏重的还是*治方面的事务，拓跋部落联盟的盛衰固然可以从中得其大概，其他的一些问题，例如当时拓跋人的社会组织，以及他们比较常用的游牧方式——阿寅勒或古列延，《魏书》所能提供的线索就相当有限了。但对于解答另一个核心问题国家的起源而言，这些信息却是极具关键性的。
在资料的问题无法有效解决的情况下，此处我们也无从深入探讨拓跋人国家起源的问题。至少无法在这个问题上寻找到一个通则性的解释。法国史学家布洛克在《史家的技艺》一书里即对某些热衷于追寻起源的史学家提出强烈的批评，因为一切历史研究的特色乃在于其对象绝不能与其发生的时刻分开来了解。
本文以公元年拓跋珪进入中原，夺取河北、山西两地，定都平城为分界点，在此之前的拓跋*权，不管其体制发展到什么程度，也不管其君长握有多少权力，我们一概称之为联盟或部落联盟，只有在拓跋珪正式定都平城后，我们才视之为一个国家。其标准是在此之后的拓跋*权才拥有一块比较清楚的领土，有了一个比较固定的都城，还有更为重要的一支常备*队。
在此界定下，一个比较值得注意的现象，倒是拓跋人迁徙到漠南后所处的经济生态环境。公元2、3世纪之交出现在漠南一带的拓跋人固然已是个游牧部落，然而他们在建国之前与农业城居民族却曾经有过一段相当密切的交往，这个经验对他们日后建立国家应该有某种程度的助益。要提醒的是，此处所说的农业城居民族并不单指当时中夏的汉族王朝，更重要的是山西北部勾注山脉南北与桑干盆地一带的城镇居民。
这个地区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边缘地带，换言之，也就是农牧交会之处。农牧民的来往频繁照说并不足为奇，然而，当中夏的汉族王朝国力较强，对边境秩序尚能有效控制时，居住在这个地区的城镇居民与游牧民是相当程度地被隔离开来的，交往互市只能局限在某些特定地点，魏晋初期大致即是如此。
拓跋力微在公元年成功地建立部落联盟后，鉴于当时边境的情势并不十分有利于劫掠的进行，因此决定采取和平手段，亦即纳质子于魏、继之则为晋以交换互市。只是这样的边境秩序并没能维持太久，爆发于公元3、4世纪之交的八王之乱绵延长达十余年，严重削弱了晋王朝的国力。
到公元4世纪初时，帝国的边防体系实已形同瓦解，尤其是山西一地，自公元年后，由于匈奴族刘渊的起兵，中央号令基本上已不行于此，少数尚效忠于晋室的地方官吏，例如刘琨，名义上虽然还带着并州刺史的头衔，实际上号令仅及于山西北部的几个郡县，而且这还是靠着拓跋联盟的鼎力相助才办到的。
随着拓跋联盟势力在穆帝死后的中衰，刘琨的地方*权也宣告瓦解，山西北部很快就陷入一种无*府的状态，当地的城镇居民虽然必须与周遭的强权维持某种友好的关系，在一些短暂时期里甚至完全附属于某个*权，却基本上可说是自治的，这样的情况大致上一直维持到4世纪末拓跋珪建立国家。
公元4世纪初中原的大乱，以及随之而来的是山西北部长期处在无*府或半自治的状态，大量的晋人为了逃避战乱而投奔到拓跋联盟旗下，尤其是在桓帝、穆帝及昭成帝等几个联盟内部比较稳定的时期。其次，由于晋王朝的瓦解，原有的边防系统不再存在，自公元4世纪初开始，拓跋人已可自由地与游牧所在地附近的城镇居民来往，从而在当地形成一种游牧者与定居者共存的局面。
由于史料不足，我们今日已无法如实重绘出当年双方来往的情况，平心而论，这种共存的局面当然不可能一直都是和平的。长久以来大量汉人宾客的出入于部落，以及与邻近城镇居民长期相处的经验，使得拓跋人与其他的游牧民族，例如早先的匈奴人、后来的突厥人与蒙古人，在基本心态上有着相当的距离，其中最具体而明显的就是他们很早即表现出对筑城的强烈兴趣。
《序纪》中记载的就有下列几件：一、穆帝六年于漫水之阳*瓜堆筑新平城，晋人谓之小平城。二、惠帝四年筑城于东木根山，徙都之。三、烈帝后元年，城新盛乐城，在故城东南十里。四、昭成帝三年春，移都于云中之盛乐宫。四年秋九月，筑盛乐城于故城南八里。这里面什翼犍移都盛乐与筑城一事值得提出略作讨论。什翼犍原先是想建都在桑干盆地南端的灅源川，平成太后和大臣进行劝阻。
平文太后与诸部大人之所以反对定都灅源川，固然是因为什翼犍打算在那儿筑城郭，起宫室，因此太后也特别针对这点提出警告。然而，他们真正顾虑的或许还是战略地理的因素，而非基于游牧传统从根本上反对筑城，因为接着什翼犍就在次年移都盛乐，并筑盛乐城于故城南八里，而这些举动并没有遭到太后与诸部大人的任何阻力。
拓跋人与其他游牧民族在心态上的差异当然不只筑城一端，只是筑城一事可作为区分农业与草原游牧两种不同文化形态的重要指标。虽然不能就此认为当时的拓跋人即已步入农业社会，但不管怎么说，作为长期与城镇居民互动的结果，拓跋的统治阶层至少在某个程度上已经相当能接受定居民族的一些生活模式，筑城就是个最好的例证。
对于公元4世纪末拓跋珪击败慕容燕取得山西、河北后，决定仿照中原农业汉族王朝的模式建立起一个国家，例如解散部落、组织一支常备*、在新征服地区留驻一支庞大的镇戍部队、大兴土木将平城建为都城、立宗庙、定礼乐律令等措施，我们或许就不会感到过于惊讶。
结语
从拓跋由部落向国家转变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古代定义国家的标准是拥有领土、固定的都城和一支常备*队。除此之外，区分北魏从草原游牧向农业社会转变的最重要指标是筑墙。而且拓跋*权经过转变，已经可以接受定居民族的生活方式。